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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瘟疫史

發表：監視中國	2020-02-04 15:49:05	閱覽數：1384	(IP:　)	T 7012_R 0	引　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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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瘟疫史

瘟疫，亦稱大流行，最常見的是鼠疫，又稱黑死病，有腺型、肺型和敗血症型三種，在人類歷史上有過三次跨洲際的傳染力。最早在《舊約聖經》中已出現類似鼠疫侵襲亞述軍的記載。首次的大流行發生於西元6世紀，疫情持續了五十多年；14世紀歐洲爆發「黑死病」，發病1至3日之內死亡，大約死亡一千七百萬至兩千八百萬條生命，死亡人數占歐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，義大利、英國死者半數，據稱是由中國商人和蒙古軍隊傳入。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於1860年，正值中國清朝後期。其它的疫疾還有痘疹（天花）、大頭瘟、羊毛瘟、疙瘩瘟、吐血瘟。

@@@漢朝
元始二年（2年），青周大疫，漢平帝詔曰：「民疾疫者，舍空邸第，為置醫藥。」

王莽天奉三年（16年），丙子年，「二月大疫，馮茂在句町，士卒死於疾疫者十有六七。」（《後漢書·王莽傳》）

王莽地皇三年，壬午，「大疾疫，死者且半。」（《後漢書·劉吉傳》）

建武二十五年（49年），己酉，「武陵五溪大疫，人多死。」（《後漢書·馬援傳》）

元初六年（119年）「夏四月，會稽大疫。」

延光四年（125年）「冬，京都大疫。」

元嘉元年（151年）「正月，京都大疫。二月，九江、廬江大疫。」

延熹四年（161年）「正月，大疫。」

建寧二年，己酉，「疫氣流行，死者極眾。」（《備急千金要方·傷寒》）

建寧四年（171年）「三月，大疫。」

熹平二年（173年）「正月，大疫。」

光和二年（179年）「春，大疫。」

光和五年（182年）「二月，大疫。」

中平二年（185年）「正月，大疫」。

@@@三國時期
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，孫權、劉備聯軍與曹操「戰於赤壁，大破之，焚其舟船。先主與吳軍水陸併進，追到南郡。時又疾疫，北軍多死，曹公引歸。」

建安二十二年（217年）冬天，北方發生疫病，當時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信中說：「親故多罹其災，徐、陳、應、劉一時俱逝。」除孔融、阮瑀早死外，建安七子之中竟有四人死於傳染病。曹植《說疫氣》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：「建安二十二年，癘氣流行，家家有殭屍之痛，室室有號泣之哀。或闔門而殪，或覆族而喪。」二十三年四月曹操在詔令中說﹔「去冬天降疫癘，民有凋傷，軍興於外，墾田損少，吾甚憂之。」《傷寒論》張仲景自序中描述：「余宗族素多，向餘二百。建安紀年以來，猶未十稔。其死亡者三分有二，傷寒十居其七。」

黃初三年（222年）九月，江陵城被圍，「又為地道攻城，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，此幾上肉耳！而賊中癘氣疾病，夾江塗地，恐相污染……令開江陵之圍，以緩成死之禽」。

黃初四年（223年）正月，魏文帝築南巡台於宛（今南陽）。是年三月，大疫。「三月，宛、許大疫，死者萬數」。

青龍二年（234年）「夏四月，大疫」。「是年夏大疫，冬又大病，至三年春乃止」。

青龍三年（235年）「正月，京都大疫」。

正始三年（242年）是年為吳赤烏五年。「吳孫權赤烏五年，大疫」。「秋七月，遣將軍聶友、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、儋耳。是歲大疫，有司又奏立後及諸王。八月，立子霸為魯王」[2]

@@@兩晉南北朝
嘉平五年（256年），癸酉，四月，新城大疫，死者大半。（《宋書·五行志》）

晉惠帝光熙元年（306年）：「寧州頻歲飢疫，死者以十萬計。五芩夷強盛，州兵屢敗，吏民流入交州者甚眾。」（《資治通鑑》）

永嘉年間（307年─312年），戰亂頻仍，雍州以東，「人多飢乏，更相鬻賣，奔迸流移，不可勝數。」、「又大疾疫，兼以饑饉，……流屍滿河，白骨蔽野。」（《晉書．食貨志》）

隆安元年（397），丁酉，八月，北魏大疫，人與馬牛死者十有五六。（《北史·魏本紀》）

義熙元年（405年），益州大族譙縱據四川，自稱成都王。義熙二年（406年），劉裕派遣劉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。義熙四年（408年）九月，敬宣部隊勢如破竹，到達遂寧郡之黃虎，譙縱請求後秦姚興出兵，姚興遂派遣平西將軍姚賞等率兵增援，黃虎之戰中劉敬宣前進受阻，雙方相持六十餘日，敬宣部隊糧草啖盡，此時疾疫大起，「死者大半」，敬宣下令退出四川。到建康時，士兵十不存一。

泰始四年（468年）六月，太白犯輿鬼，占曰：「民大疫，死不收，」其年「普天大疫。」[3]

建元元年（479年），顧憲之提升為衡陽內史，「先是，郡境連歲疾疫，死者大半，棺槨尤貴，悉裹以葦席，棄之路旁。憲之下車，分告屬縣，求其親黨，悉令殯葬。其家人絕滅者，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。」[4]

天監二年（503年）「六月丁亥，詔以東陽（今金華）、信安（今衢州）、豐安（今浦江）三縣水潦，漂損居民資業，遣使周履，量豁課調。是夏多疫癘。」[5]

天監十四年（515年）三月，後梁軍截斷淮河，以水倒灌壽陽城。四月，堰成而復潰，「乃伐樹為井幹，填以巨石，加土其上」，導致「沿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畢盡，負擔者肩穿。夏日疾疫，死者相枕，蠅蟲晝夜聲合。」

大通三年（529年）「六月壬午，以永興公主疾篤故，大赦，公主志也。是月，都下疫甚，帝於重雲殿為百姓設救苦齋，以身為禱」。

太清三年（549年）春，侯景軍圍建鄴城（今南京城），邵陵王長子蕭堅「終日蒲飲，不撫軍政。吏士有功，未嘗申理，疫癘所加，亦不存恤，士咸憤怨」，這年三月，有士兵「以繩引賊登樓，城遂陷」。侯景得以攻入南京城，當時疫災尚未平息，「城中積屍不暇埋瘞，又有已死而未斂，或將死而未絕，景悉聚而燒之，臭氣聞十餘里。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，賊曳出焚之，宛轉火中，久而方絕。」[6]

天嘉六年（北齊後主天統元年，565年）十二月，「是歲，河南大疫」。「是時頻歲多大水，州郡多遇沉溺，穀價騰湧；朝廷遣使開倉，從貴價以糶之，而百姓無益，饑饉尤甚，重以疾疫相乘，死者十四五焉。」[7]

太建六年（574年）四月，陳軍伐北齊，詔曰：「大軍未接，中途止憩，朐山、黃郭，車營布滿，扶老攜幼，蓬流草跋，既喪其本業，咸事遊手，饑饉疾疫，不免流離。」[8]

@@@隋朝[編輯]

開皇十年（590年），首都長安發生疾疫。

大業八年（612年），山東、河南大水，不久出現疾疫，「壬申年，大旱疫，人多死，山東尤甚。」（《北史·隋本紀》）

@@@唐朝
垂拱三年，丁亥年，「是春自京師至山東疾疫，民死者眾。」（《舊唐書·中宗紀》）

景龍元年，「丁未，夏，自京師至山東、河北疫死者千數。」（《新唐書·五行志》）

代宗廣德元年（763年），江東大疫，「死者過半」。「辛丑歲（762年），大旱，三吳飢甚，人相食。明年大疫，死者十七八，城郭邑居為之空虛，而存者無食，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。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，而棄其骸於田野，由是道路積骨相支撐枕藉者彌二千里，春秋以來不書。」（《吊道殣文》）

貞元十六年（800年）……韓全義素無勇略，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，每議軍事，宦者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，紛然莫能決而罷。天漸暑，士卒久屯沮洳之地，多病疫，全義不存撫，人有離心。五月，庚戌，與吳少誠將吳秀、吳少陽等戰於塚南廣利原，鋒鏑纔交，諸軍大潰；秀等乘之，全義退保五樓。（《資治通鑑》卷第二百三十五）

廣明元年（880年），「庚子，春末，賊在信州疫癘，其徒多喪。賦眾疫癘。」（《舊唐書·僖宗紀》）

@@@宋朝
北宋慶曆八年（1048年），河北大水，次年三月疫災。

紹興元年（1131年），「辛亥，六月，浙西大疫，平江府以北，流屍無算。」（《宋史·五行志》）

南宋嘉定元年（1208年），江淮一帶大疫。（《宋史·五行志》）

南宋度宗咸淳七年（1271年），浙江永嘉地區大疫。

南宋德佑元年（1275年）六月，常州等城為元軍佔領，城內居民四處逃竄，「民患疫而死者不可勝計」。

南宋德佑二年（1276年）閏正月，元軍包圍了臨安府，德祐二年閏三月，臨安府大疫。

遼、金、蒙古[編輯]

金末年哀宗正大九年（1232年），汴京疫病大起，「都人不受病者萬無一二，既而死者繼踵不絕。」當時汴京有城門12座，每日各門送出死屍多達2千具。

@@@元朝
至大元年（1308年）春，紹興、慶元、召州大疫，死者二萬六千餘人。皇慶二年（1313年）冬，京師大疫。（《元史·五行志》）

至順二年（1331年），衡州連歲大旱，又發生疫災，「死者十九」（《元史·文宗紀》）。

至正四年（1344年），中國淮河流域爆發黑死病[來源請求]（《明史》卷一，太祖本紀，「至正四年，旱蝗，大飢疫。太祖時年十七，父母兄相繼歿，貧不克葬。」），河北商人再沿「絲路」將之傳到印度、中亞、波斯、敘利亞、美索不達米亞等地[來源請求]。同時期蒙古金帳汗國在攻打克里米亞的卡法城市時，將染疫屍體用投石機投入城中，由此散布病毒至歐洲各處。造成1347年歐洲大流行，大文豪薄伽丘的《十日談》即是以這場瘟疫為故事背景，描寫浩劫下的人性。

至正十九年（1359年）春夏，莒州沂水、日照二縣和廣東南雄路大疫。

@@@明朝
景泰六年（1455年），南京等地「死者相枕連途，生者號啼盈市。棄家蕩產，比比皆是；鬻妻賣子，在在有之。」次年，湖廣黃梅縣奏報：「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，計三千四百餘口；有全家滅絕者，計七百餘戶；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，人懼為所染，丐食則無門，假息則無所，悲哭動地，實可哀憐。」[9]

成化七年（1471年），京城大疫，詔「順天府五城兵馬司於京城崇文、宣武、安定、東直、西直、阜城六門郭外各置漏澤園一所，收瘞遺屍，仍命通州、臨清沿河有遺胔暴露者，巡河御史一體掩藏之。」[10]

成化十二年（1476年），福建延平府「疫癘之餘，盜復竊發」[11]

嘉靖初年（1521年），鳳陽大疫，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「夙夜奔勞，出入於瘟疫之境，全活百萬餘人。」[12]

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年），北京「時疫太甚，死亡塞道。」龔鍾庵有詩：「疫癘饑荒相繼作，鄉民千萬死無辜。浮屍暴骨處處有，束薪斗粟家家無。」[13]

萬曆八年（1580年），「大同瘟疫大作，十室九病，傳染者接踵而亡，數口之家，一染此疫，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」。萬曆《山西通忘》卷26記載，潞安「是歲大疫，腫項善染，病者不敢問，死者不敢吊」。

天啟三年（1623年），明軍在平定奢寅時有大疫，「分布各將據險固守，相機擒剿，遲速殊難豫定」[14]。

崇禎六年，山西出現瘟疫。崇禎「七年八年，興縣盜賊殺傷人民，歲饉日甚。天行瘟疫，朝發夕死。至一夜之內，百姓驚逃，城為之空」。

崇禎八年（1635年），總兵龍世威統兵防守潼關、朱陽關等隘口，「露宿凡十旬，皆患疫癘不能軍，闖賊大至，遂潰。」[15]

崇禎十年（1637年）以後，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「瘟疫盛作，死者過半」，疫情傳到河南地區，「瘟疫大作，死者十九，滅絕者無數」。榆林府「大瘟，……米脂城中死者枕藉，十三年，夏又大疫，十五年，……大疫，十六年，稔，七月郡城瘟疫大作」。

崇禎十二年夏，商洛山中瘟疫流行，李自成、劉宗敏的義軍將士染病。

崇禎十三年，順德府（今邢台）、河間府（今河間）和大名府（今大名）有大疫，人死八九。

崇禎十六年二月，北京大疫，病名叫「疙瘩病」，「大疫，人鬼錯雜。薄暮人屏不行。貿易者多得紙錢，置水投之，有聲則錢，無聲則紙。甚至白日成陣，牆上及屋脊行走，揶揄居人。每夜則痛哭咆哮，聞有聲而逐有影」。[16]

崇禎十六年八月，天津爆發肺鼠疫：「上天降災，瘟疫流行，自八月至今（九月十五日），傳染至盛。有一二日亡者，有朝染夕亡者，日每不下數百人，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，排門逐戶，無一保全。」[17]

崇禎十七年，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，「昨年京師瘟疫大作，死亡枕藉，十室九空，甚至戶丁盡絕，無人收斂者。」

@@@清朝
順治四年（1647）夏秋，「江西撫州大疫，屍相枕籍，死數萬人。」（光緒《撫州府志》卷84）

康熙九年（1670）正月靈川大疫。（《清史稿》）

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五月，榆次疫。（《清史稿》）

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七月，德平大疫。（《清史稿》）

康熙四十一年（1702）三月，連州疫。（《清史稿》）

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）正月，天台疫。（《清史稿》）

雍正元年（1723）秋，平鄉大疫，死者無算。（《清史稿》）

乾隆五年（1740）瘟疫流行，民有死亡。（《通渭縣誌》）

乾隆十年（1745）十一月，棗陽大疫。（《清史稿》）

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）八月，嘉善大疫。（《清史稿》）

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春，武強大疫。（《清史稿》）

咸豐五年（1855年）六月，雲南清水大疫。六年五月，湖北咸寧大疫。十一年春，山東即墨大疫。六月，山東黃縣大疫。[18]

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，六月，上海疫疾流行，死亡二萬餘人。夏天，陝西瘟疫流傳。余澍疇《秦隴回務紀略》記陝西的疫情：「自夏徂秋，疫癘大作，死亡甚多，至有全家無一生者。」

俞樾的《曲園筆記》記載，「同治之初，滇中大亂，賊所到之處，殺人如麻，白骨飛野；通都大邑，悉成坵墟。亂定之後，孓遺之民，稍稍復集，掃除胔骼；經營苫蓋。時則又有大疫，疫之將作，其家之鼠，無故自斃，……人不及見，久而腐爛，人聞其臭，鮮不疾者，病皆驟然而起，……或逾日死，或即日死，諸醫束手，不能處方；……其得活者，千百中一二而已。疫起鄉間，延及城市，一家有病者，則其左右十數家即遷移避之，踣於道者無算，然卒不能免也。甚至闔門同盡，比戶皆空，小村聚中，絕無人跡……」

光緒十六年（1890年）秋，北京有大疫[19]，當時的重臣潘祖蔭、曾國荃、曾紀澤、彭玉麟、楊岳斌等皆病逝。戶部左侍郎孫詒經患重病，「痰喘甚重」，不久去世。翁同龢在日記中說:「七日之中兩哭吾友，傷已，子授亦諒直之友哉。」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親王奕譞病逝。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因服用金雞納霜痊癒。

光緒二十年（1894年），鼠疫曾發現於香港，後即釀成疫癘[20]，並造成大流行，與1855年雲南清水鼠疫有間接關係。

光緒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六月，京津地區爆發霍亂。死亡超過一萬餘人。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六月初十日給徐世昌的信函中說：「近日疫症大作，傷人甚多。」

1910年，伍連德的《伍連德自傳》記載「這種病……滿州里一帶的俄國人恐是最先染到的。有一部份以捕土撥鼠為之山東移民，患得更多。他們將鼠捕來，剝取其皮，染以顏色，冒充黑貂，售與西方婦女。……一俟有了二三十條鼠皮，即往客棧居住，靜候顧主之光臨。如果一人患有疫疾，即可傳染整個客棧，再延至他處。」